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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阿拉伯之春、佔領華爾街與太陽花學運：網路是革命之母？
歷史，總是以神祕的方式提醒著我們要謙卑。 2010年10月《紐約客》（New Yorker）雜誌著名作家葛拉威爾（Malcom Gladwell）寫了一篇長文〈小改變〉，質疑社群媒體可以推動政治革命或社會運動。但兩個月後，遠在北非的突尼西亞一個小販的自焚，經由社群媒體傳播，卻改變了中東的歷史。2011年1月，在位23年的突尼西亞獨裁者總統班．阿里（Zine El Abidine Ben Ali）下台，開啟了阿拉伯之春。就在同一段時間，西方媒體界正在激烈地辯論著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。2011年一月的《外交事務》（Foreign Affairs）刊登了一篇以此為名的論文：著名網路研究學者克雷．瑟基（Clay Shirky）的〈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〉，他在幾個月前寫好這篇文章時，一定不會想到，在文章刊登時，現實會成為最佳註腳。 網路，能幫群眾對抗掌權者嗎？事實上，從九○年代中期出現的新全球抗爭運動，幾乎就是伴隨著網路的崛起而發展的。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作為第一場反全球化的標誌性抵抗，讓各地的抗爭者自此開始更緊密的連結，也刺激了各地的新獨立媒體的出現。網路使得這一切變得更為可能。 等到推特和臉書出現，社群媒體似乎更成為社會動員的新武器、對抗掌權者的新工具，或者被壓迫的社會中一個公共領域。「我總是說，如果你要解放一個社會，就給他們網路，」埃及的網路革命英雄工寧（Wael Ghonim，他原本在Google工作）如此說。 網路可以如何解放呢？或者真的可以解放嗎？回到文首提及的辯論，否定者基本上有兩種立場：無效論和有害論。 葛拉威爾在《紐約客》的質疑是屬於無效論，他認為網路社運只是一種低成本的社會參與，例如加入臉書上的「拯救達佛」（Save Darfur，一場拯救非洲種族滅絕災難的美國運動）群組，而難以實際的行動。換言之，這是所謂的「懶人行動主義」（Slacktivism），也就是台灣人所說的「萬人按讚、一人到場」。 他相信人們對社群媒體的狂熱崇拜，忘記了什麼是真正的行動主義，如五、六○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，這些社會運動是高風險的行動主義，並且是以「強聯繫」（strong link）為基礎，但社群媒體的平台卻是圍繞著「弱聯繫」建立的。 「在創新擴散、跨學科合作、匹配買賣雙方、處理與約會相關的瑣事上，社群媒體都能完成得相當漂亮。但是，弱聯繫卻極難導向高風險的行動主義。」葛拉威爾說，臉書上的運動之所以能成央A是因為他們去做一些還不足以做出真實犧牲的事。此外，傳統行動主義依賴層級化的組織，而社群媒體無法提供這種層級性的協調，所以很難在社會運動或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。 或者，網路更助長專制壓迫？有害論者則如2011年初出版的書《網路幻影：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》（The Net Delusion: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），作者葉夫根尼．莫羅佐夫（Evgeny Morozov）反對那種相信網路本質上是民主的、是有利於被壓迫者對抗專制的「科技烏托邦主義」，反而認為網路可能更有利執政者的統治技術，讓政府可以利用網路傳播主導價值，並可監控、逮捕人民。因此，網路不但不有利於民主革命，更可能會阻止革命出現。 肯定社群媒體作用者，如瑟基的〈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〉所強調的，一方面社群媒體可以如同之前的印刷媒體，促進哈伯馬斯（J. Habermas）所談的公共領域，因而有利於民主化；另方面社群媒體在人們的抗議行動中扮演關鍵協調角色，尤其可以形成一種「共享意識」，讓參與者了解彼此的想法與處境，因而形成集體行動的觸媒。 Google執行董事長施密特（Eric Schmidt）也加入這場討論，在《外交事務》季刊為文說，社群媒體確實是有利於人民，因為網站是一對多的關係，社群媒體則是多對多的關係，所以每個個人的權力增加了，世界上的權力因此是更分散的。 用網路協調行動，在都市佔領發言空間左翼社會思想大師、加大柏克萊分校教授卡斯提爾（Manuel Castells）則從社會運動的角度，為肯定論者提供豐富的論證。在他論述2011～2012年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的重要著作《憤怒與希望的網絡》（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）中，他樂觀地說：「一切都是從網路上的社會網絡開始的，因為這是自主的空間，他們超越了過去一直壟斷通訊管道的政府和企業的控制。藉由在網路的自由公共空間分享悲傷與希望，透過彼此連結，透過對不同計畫的想像，原本具有不同觀點或組織屬性的個人，形成了網絡。他們聚在一起，從而克服了恐懼─這是那些權力得以延續和再生產的主要情緒。 「從網路上的安全空間，不同年紀和條件的人們開始去佔領都市空間，即使彼此不認識，但他們有共同的目標，相信他們有權利可以書寫歷史─他們的歷史。而這是所有重要社會運動都展現出的自我覺醒。」 卡斯提爾認為在最近幾年，出現了他所謂「群眾的自我傳播」（mass self-communication）──以網路和無線網絡做為數位溝通的平台。之所以是「大眾傳播」是因為訊息可以從多數人到多數人，而之所以是「自我傳播」，是因為訊息發送者可以自己決定訊息的生產。「群眾的自我傳播提供了一個技術平台，讓社會行動者可以建立自主性，以抗衡社會制度。」 他對網路促成社會變革的可能性，確實是樂觀的。過去的大眾傳播都是被既有權力所壟斷，數位社會網絡則提供了不受阻礙的審議／討論與行動協調的可能性。但是他們還是需要在都市空間中，建立起可以自由討論的公共空間，所以他們會發動「佔領」行動。 轉發、評論敏感議題，就是改變的力量批評者的釵h論點其實是稻草人。例如質疑革命不能被推特「推」出來，但肯定者從未說推特本身可以引起人們的憤怒或點燃革命，社群媒體至多只是一種工具。正如瑟基文章所強調：「社群網絡確實不會讓不願獻身的團體採取政治行動，但是卻能讓有信念的團體採取新的策略。」此外，在釵h威權國家，網民的政治行動是要付出被逮捕或被囚禁的政治代價，而不是葛拉威爾所說的「低風險」，他所謂傳統行動主義依賴層級化的組織，也是對社會運動的片面理解。 至於莫羅佐夫所說「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」當然有其真實的一面，但顯然過頭了。在埃及的例子中，人權工作者、律師、部落客多年來早已透過網路傳播資訊、集體討論、策畫集會等等。 在中國，防火牆外的推特，讓異議者們有聚集的公共空間，可以資訊交流，雖然未必能撼動中南海（藝術家艾未未在推特上非常積極，也曾是有最多跟隨者的推特使用者）。從2009年開始的「微博元年」，也讓更多事件進入公眾視野，以至於掀起「圍觀／微博是否改變中國」的討論：有人認為圍觀終究只是圍觀，而沒有帶來具體的行動與改變，然而在一個人們無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權中，對公共事務的關注，就意味著打破沉默，進行公共參與。 不論是轉發一個維權的訊息，或者一則對掌權者的質疑，就是一種網民們的集體行動。尤其在這個共同的平台上，人們一起轉發、一起評論敏感議題，會有消除恐懼的效果──這也是卡斯提爾所強調的新力量。 從現在回頭來看，2012年之後，中國官方刻意打壓微博，加上微信逐漸取代微博，使得中國在微博時代曾經活躍的公共討論逐漸走向死亡，更能讓人看清楚微博的意義與限制。 網路帶來解放可能，政經結構必須趕上在台灣，過去十年也出現新的社運風潮，尤其是2008年之後，而無疑這也和網路以及社群媒體的發展關係緊密，且台灣的現實也為上述理論提供很好的證明。台灣媒體的孱弱，不僅對公共議題缺乏討論，對於社運議題更缺乏關注，於是過去幾年不論是苗栗大埔、士林王家、反核、洪仲丘事件，我們都清楚見到網路對議題傳播和社會動員的能力，甚至可以在臉書上觀察到公民意識的逐漸改變──我清楚記得士林王家強拆當日臉書的洗版狀態，且有釵h是以前較少關注社運的文藝青年。 當然，事件的高潮是太陽花──我也記得318當晚學生佔領國會時，絕大部分主流媒體的網站（更不要說電視）彷彿在睡覺，全然不知道這是時代改變的信號，而我們在電腦前看著朋友們和佔領團體的臉書，以及很快就出現的一支拖鞋架起來的場內現場直播。 簡言之，是獨立媒體或公民們挖掘了這些議題，並經由社群媒體在網路上燃燒而設定了議題，刺激了下一步公民行動。卡斯提爾是對的，社群網路確實提供了新的傳播管道，讓資訊不再如以往被政治與資本權力所壟斷。 當然這不代表網路沒有其陰暗面─惡質討論、酸民文化，以及確實存在的懶人行動主義，都對於網路所能扮演的公共領域文化和社會動員機制有所傷害。在既定的社會矛盾下，網路可以點燃一場埃及革命，但卻沒能在埃及真正創造出民主政治。畢竟網路只是一個平台、一個工具， 但它是鑲嵌在一個更大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中：網路的解放潛能必須有賴行動者們在線下不斷的組織去挑戰結構，世界才能被往前推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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